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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慢慢道军史——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

一息尚存 · 2018-12-25 · 来源:乌有之乡
毛主席诞辰125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武装革命的胜利。劳动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天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用无尽的流血牺牲创造的从胜利走向胜利换来的。当然,革命不怕流血牺牲,但革命却不是为了流血牺牲。革命,是为了胜利。没有胜利,不只是没有后劳动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天下,也更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诞生的。然而为了寻求胜利,最终他们都像激流归大海那样,汇集到了毛泽东的旗帜之下。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尽管盛赞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断然抛弃了“军队要忍耐”的这一理念,而是提出了“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握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大势,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后盾”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我国尽管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举世瞩目。但是在“军队要忍耐”和“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等歪理邪说的蛊惑下,不仅民族的尊严蒙受了货轮被扣、使馆被炸、军机被撞这样的羞辱,而且国家利益更是遭到了像购买“两美债券”这样的巨大损失。只是由于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由于毛主席生前紧衣缩食为中华民族打造出的“两弹一星”这道钢铁长城还在,因此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中华民族尽管又一次含垢蒙羞,但还没有再一次遭受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所以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才会这样讲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通过长达二十二年的浴血奋战,才建立起来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哪来的什么改革开放。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一百多万个国有和集体工矿企业,哪来的什么改革对象。没有人民公社时期的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科学育种,包产到户就能让中国人吃饱饭。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道钢铁长城的保护,中国想不开放都不行。大清王朝和国民党蒋介石都想关上国门以免遭侵略,可他们做不到。

  二○一八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九十一周年。二○一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主席诞辰的一百二十五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这是早就得出的历史定论。但是自毛泽东思想成为了“集体智慧的结晶”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竟然出现了好几个。因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历史,也就被搞乱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武装革命的历史。搞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也就搞乱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搞乱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就否定了中国革命。所以对已经被某些人蓄意搞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必须要拨乱反正。尽管我不是军人而只是一个老百姓,然而由于“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因此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宏观的军史,还略知一二。

  当年在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非常残酷和严密,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还更极其幼稚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不仅艰难曲折,而且还更离不开必要的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毛主席创造的。

一,人民军队的创建及成长壮大,离不开革命根据地这个摇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同于古今中外任何军队的一支伟大军队。为何如此,就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是人民的武装。”

  一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充分地唱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和性质,宗旨,任务。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和性质、宗旨和任务来自哪里,《人民军队忠于党》这另一首著名的军旅歌曲就清楚地告诉了你:“雄伟的井冈山,革命战旗红。开天辟地头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

  只有是人民的军队,才能称得起是人民的子弟兵。只有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作是自己根本政治原则的军队,才能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只有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是自己唯一宗旨的军队,才能是人民的军队。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这样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伟大的军队,是从井冈山走来的。因此《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才会这样唱到;“雄伟的井冈山,革命战旗红。”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开始了。起义开始后,举行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分为三路从三个方向上,向长沙集中,按原计划去和长沙城内准备响应起义的工人、市民一道,攻占长沙城。然而由于以原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组成的第一团在攻占平江县城之后,旋即受挫,连团长钟文璋都失踪了,因而只好向浏阳撤退;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的第二团在占领浏阳县城后,很快就被敌人打垮。团长王新亚不知所踪,只有少部分人突出重围而出;以原国民政府警卫团的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农民武装组成的第三团在起义初期还比较顺利,但很快就受到了敌人的两路包抄。于是,第三团也被迫向上坪撤退。

  见三路起义部队全都受挫,毛主席果断下令停止攻占长沙的原定计划,全军到浏阳县的文家市集结。九月十九日,各部队到文家市集结完毕,这时,全军只剩下了一千多人。就这一千多人,不用说去攻占长沙了。就是如何生存下来,都是个天大的难题。因此在文家市,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并提出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九月二十日,部队启程,开始向井冈山地区进军。

  毛主席发动“秋收起义”的时候,把起义军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然而尽管“军叫工农革命”,但是不仅军队的成员来源复杂,而且部队的管理方式,仍然还沿袭着旧军队的那些东西。既然要革命,那么在革命力量还非常弱小的情况下,就只有到人民群众之中去并与敌人进行顽强不屈的战斗,才能保存、聚集、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而要使部队能够在人民群众中得以保存、聚集、发展、壮大并战胜敌人,那么首先就要把我们的这支队伍,建设成为人民的军队。而要把我们队伍建设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那就不仅要确保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还更是要为这支军队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念,要为这支军队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为这支军队制定铁的群众纪律。因此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二十九日,当“秋收起义”的队伍行进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的时候。从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三日,毛主席在这里召开了多次会议,对这支队伍进行了改编,这就是开始了人民军队创建历程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一,营级以上单位设立党委、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成立党小组并在连以上单位,设立党代表;二,成立立士兵委员会以便对部队实行民主管理,从而保证实现官兵平等。通过进行思想教育而不准打骂体罚士兵,来对部队进行管理;三,对“秋收起义”的这支残部,进行了整编;四,制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乱拿群众一个红薯这样严格的工作纪律和群众纪律。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在部队中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和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等我军建设的根本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治军方略。而后在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在攻占了茶陵县城后进行战斗经验总结时,毛主席又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大任务”。

  通过“三湾改编”,毛主席创建的这支人民军队,很快就成为了工农大众的子弟兵并与当地的人民群众结成了鱼水关系。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和支持,因此这支起初只有七百多人的部队,不仅很快就在井冈山地区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更是得到了发展壮大。井冈山地区,也建设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就是通过创建人民的军队,就是通过到人民群众之中去,就是通过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主席这才不仅保存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而且更是通过在农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这样进行深刻社会变革的做法和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起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这才燃起了中国革命的漫天大火。

  在艰难困苦的武装革命斗争中,毛主席最先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早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率部从井冈山到湘南去支援“湘南起义”的时候,在战斗的间隙,毛主席采取上午给这个营讲课,下午给那个营讲课,分别留半天时间进行讨论的方式,集中一周时间对部队进行教育。

  毛主席以中国革命的特点为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反复阐述建立、巩固、发展农村根据地,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性。他向广大指战员指出:“由主客观力量对比所决定,中国革命现在还处于低潮时期。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与斗争,革命的高潮必然会到来。”他坚定地说:“我们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井冈山的政权,正是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着重说明了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形象生动地比喻道:“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只有广泛深入地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社会变革,才能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依托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开展广泛深入的游击战。因此,毛主席的游击战与历史上所有的游击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

  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对游击战争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对此,彭德怀元帅曾经这样回忆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却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了红军的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已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二八年春就已经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人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

  就是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人民军队是一步步的发展壮大,一步步的从胜利走向了胜利并最终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井冈山脚下的“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创建的开始。井冈山,是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因此,当年每个能与井冈山这个中国革命摇篮建立起联系的中国革命者,都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历史荣誉。“南昌起义”尽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虽然号称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南昌起义”的部队,肩上抗的仍旧是国民党的军旗。而“秋收起义”的部队,才堂堂正正地打出了人民军队的旗帜。虽然后来朱德和陈毅等人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也来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他们的这一壮举就像是随同他们来到井冈山的粟裕大将所写的回忆录题目,不过就是像《激流归大海》那样汇入到了毛主席创建的人民军队这一洪流。然而为了抢夺创建人民军队的这一巨大历史荣誉,当年排挤了毛主席并统治了全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却把肩上仍旧扛着国民党军旗的“南昌起义”部队,认定是人民军队的源头。从而把人民军队的创建历史,从根本上搞乱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博古与张闻天等人所把持的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假门假事地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提出建议:以“南昌起义”日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以后每年的八月一日要开展纪念活动。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还未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由朱德任主席和彭德怀、王稼祥任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迫不及待地就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该命令这样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员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了《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然而由于人民军队的创建离不开革命根据地这个摇篮,可“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南昌却只活动了四天而没有创建起南昌革命根据地。因而人民军队、乃至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井冈山。所以,只有让“南昌起义”的部队与井冈山这个人民军队创建的摇篮形成一定的联系,才能算是创建了人民军队。于是,不仅“南昌起义”爆发时还只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的朱德在建国后被追认为了是“南昌起义”的第四号领导人,而且就连《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的歌词,也跟着发生了从“雄伟的井冈山,革命战旗红”,到“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这样的历史性改动。

二,只有建立起劳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工农政权,才能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主席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次攻克了茶陵县城后。几天后,在团政治处主任宛希先的主持下,中共茶陵县委、县农会、县工会都成立了起来。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举为第一任政府主席。

  一九二八年一月,为了支援中共万安县农军的起义,毛主席又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了井冈山周边的遂川县城并在那里建立起了各级党的组织和工农兵政府。随即,毛主席在遂川召开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前委和中共遂川、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在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县农军的战斗经验时,毛主席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作战原则。后来,这一原则就发展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一九二八年二月,国民党军驻防江西的赣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进剿”。在与敌周旋了几天之后,二月十八日,毛主席率军借用晨雾而敌人又疏于防备之际,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攻克了宁冈县城,全歼了敌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并抓获了三百多名俘虏,从而打破了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并因此而建立起了宁冈县的工农兵政府。接着,毛主席又率领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占领了井冈山周边的永新、莲花、酃县(一九九四年改名为炎陵县)等县的大部分地区。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了。

  只有建立起由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工农兵政权,党和人民军队,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这道真正的铜墙铁壁,人民军队、特别是在初创时期力量还很弱小的人民军队才能战胜任何强敌,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发展壮大下去。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是相存相依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的政权,就没有人民军队的生存与发展。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就是通过建立劳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权从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人民军队这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才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并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这才取得了中国武装革命的最终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

三,“朱毛红军”的草创与“朱毛之争”。

  近几年来,围绕着“雄伟的井冈山,革命战旗红”与“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哪部歌词才是《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的原歌词,出现了争论。成都的周军(网名双石)经过严格的考证,认定“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才是《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著名军歌的原歌词。而“雄伟的井冈山,革命战旗红”这部歌词,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改动的。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才改回了原歌词。

  其实,出现这样的争论,极有必要。只有经过争论,才能发现《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的两部歌词,哪部才符合历史事实,为什么又会出现歌词的来回改动?井冈山和八一军旗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早在“秋收起义”发动之前,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于一九二七年的八月一日,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对于“南昌起义”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近年来的评价是越来越高。然而“南昌起义”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自己对“南昌起义”的评价却仅有五个字:“功在第一枪。”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于四月十八日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决裂并暂时形成对峙的局面。六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对听命于自己的部队进行整编并宣称要东征讨伐蒋介石。这次整编,以原属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所部,组成第四集团军。由唐生智任总司令并兼任第一方面军(既由原唐生智所部第八、第十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共四个军组成)总指挥。以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四、第十一和第二十军共三个军。而此时的第四、第十一和第二十军,分别是由原第四军的第十、第十二和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

  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随即就将原属第四军的第十和第十二两个师,进行了扩编。原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陈可钰任军长,张发奎任副军长。一九二七年四月陈可钰因病去职后,张发奎升任军长,朱晖日任副军长。第四军下辖第十二和第二十五两个师,分别由黄琪翔和李汉魂任师长。而北伐名将叶挺,则出任了二十五师的副师长。而后,由投降的奉军改编而成的第二十一师,也被编入到第四军的序列。

  原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后,由原第十师师长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第十一军下辖第十和第二十四两个师,后编入了由原第十军一部组成的第二十六师。第二十四的师长为戴戟,第二十六师的师长是许志锐。

  贺龙所部,原是由黔军组成的第九军的第一师。一九二七年二月,第九军军长彭汉章被唐生智扣押。其所部第二和第三两个师,也被唐生智吞并。而第一师贺龙所部,被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由贺龙任师长。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独立第十五师扩编为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二十军原下辖两个师,后扩充了一个第三师。师长为共产党员周逸群。

  宁汉分裂之后,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和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与第二十四师师长戴戟等人由于倾向蒋介石,于是纷纷称病去职。为此,武汉国民政府先是派张发奎兼任第十一军军长。后又任命第四军副军长朱晖日任第十一军军长,升任第十师副师长蔡廷锴为师长,调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叶挺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

  东征讨蒋开始后,第二方面军以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为前锋,蔡廷锴的第十师随后跟进,向江西的方向开进。此时驻防江西的部队,是朱培德的第五路军。

  北伐军占领江西之后,朱培德的第三军驻扎下来,镇守江西。而此时朱培德的部队,也扩充出了一个第九军,军长为金汉鼎。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将听命于他的部队,编为了五个路军。分别以何应钦、程潜、李宗仁、白崇禧和朱培德任总指挥。朱培德担任了第五路军总指挥后,第三军军长,由王均担任。第五路军,下辖第三和第九两个军。然而蒋介石在任命朱培德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后,却又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主席,因此引起了朱培德的不满。而武汉国民政府为了拉拢朱培德,不仅任命朱培德为预备军总指挥,而且还更是把江西省主席一职,也交给了朱培德。这就造成了在宁汉分裂后,朱培德不仅选择了在宁汉之间首鼠两端。而且还更是拒绝了蒋介石要他“清共”的命令,而只是把在第三军中工作的一百四十二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境”。

  贺龙所部东征讨蒋在开进到湖北黄石的时候,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决定“分共”并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当贺龙得知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之后,异常气氛。七月十七日,贺龙召开了全军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宣布要继续革命,坚决打倒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七月二十三日,贺龙率领东征的部队到达九江。与贺龙私交甚密的共产党员谭平山向贺龙通报了中共中央要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决定,贺龙当即表示他愿意率部参加。

  在贺龙率部到达九江的时候,叶挺也率领第二十四师和随后跟进的第十师,也来到了九江。此时,汪精卫、张发奎和朱培德得人都在庐山准备召开会议,商讨如何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贺龙和叶挺的不稳定倾向,决定在会上解除他俩的兵权。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了这一情况后,马上下山找到贺龙与叶挺,向他俩通报了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的决定。而此时张发奎也命令贺龙与叶挺把部队集中到德安后,到庐山来开会。贺龙与叶挺拒绝了张发奎的这一命令,不仅没去庐山开会,而且更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带领部队开到了南昌。

  此时的南昌城内,不仅只有第五路军的警卫团和第三军与第九军的的四个团留守及第六军的一个团与一个宪兵营的人马驻扎,而且朱培德和第三军的军长王均等高级军官,都去了庐山参加会议。

  在贺龙与叶挺率部向南昌开进的时候,因为第十一军的军长朱晖日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都到庐山去开会,因此第十师也就稀里糊涂地被副军长叶挺带到了南昌。八月一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了。

  起义军在占领了南昌城之后,于当天宣布成立了一个表面上集党政军最高领导权于一身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宣称宋庆龄是委员会的主席。后因宋庆龄没有到职,遂由谭平山代理。该委员会不管本人的态度如何,也不管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只要看中谁,谁就被拉了进来。因而该委员会的成员不仅有二十五人之多,而且更是杂七杂八的,什么人都有。其成员为:

  贺龙,经亨颐(未参与),何香凝(未参与,朱晖日(未参与),黄琪翔(未参与),张曙时,徐特立,宋庆龄(未参与),于右任(未参与),郭沫若(此时还为参与),陈友仁,张发奎(未参与),邓演达(未参与),谭平山,恽代英,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彭泽民,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叶挺,澎湃,江浩,苏兆征。主席团成员有:邓演达,宋庆龄,谭平山,张发奎,恽代英,贺龙,郭沫若。主席团代主席:谭平山。秘书长:吴玉章。

  “南昌起义”之后,蔡廷锴由于舍不得自己的部队,加之他和叶挺的个人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在南昌起义的当天,蔡廷锴就赶到了南昌,想要追回自己的部队。而到了南昌之后,受形势所迫,蔡廷锴不得不表示赞同起义。于是,蔡廷锴不仅被南昌起义的实际最高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重新任命为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和左翼军总指挥。而且还更是有幸和刘伯承、周恩来、贺龙、叶挺一道,成为了起义军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参谋团的五名组成人员之一。只是当“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进军广东的途中到达江西省进贤县的时候,由于摆脱了“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控制,蔡廷锴马上就把第十师中的共产党员驱除干净,然后投入到了老长官陈铭枢的怀抱。

  在举行了“南昌起义”之后,起义军的部队仍然沿用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名义,总指挥张发奎,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因为张发奎和黄琪翔二人根本不可能前来就职,于是他俩的职务,分别由贺龙与叶挺代理。

  举行“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与叶挺两部。在举行起义后的第二天,驻扎在九江马回岭的由共产党员周士第担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和深受中国共产党主张影响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与第七十五团各一部,也赶到了南昌。随即,由这部分兵力经过补充后重建了第二十五师,由周士第担任师长,李硕勋担任党代表并编入到了起义后组建的由叶挺兼任军长的第十一军建制。后来追赶上了“南昌起义”部队的陈毅,就被周恩来任命为了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政治指导员。而林彪,则时任七十三团七连的连长。

  在“南昌起义”中,有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朱德。

  朱德早年就读于云南讲武堂,曾经参加过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护国战争结束后,由于唐继尧为了继续控制四川,所以护国军并没有撤回云南。此后,为了争夺四川,川滇黔军阀进行了多次混战。一九二○年九月中旬,云南军阀唐继尧再次挑起了和四川军阀熊克武之间的战争。而此时的朱德,则在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手下任旅长。战至九月下旬,滇军失利,川军则乘胜追击,进攻朱德所部防守的泸州。十月八日,泸州被川军攻克,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也被川军杨森部打死。就在朱德所属的驻川滇军第二军行将溃散的时候,驻川滇军第一军的军长,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的老师顾品珍召集了第一军和第二军的高级军官会议,商讨驻川滇军的出路。在会上,朱德提出了一个回滇倒唐的办法。朱德提出的这个办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而后,其他各部驻川滇军在得到消息之后,也赞同朱德的主张。于是,驻川滇军各部共推顾品珍为首领,率军回滇倒唐。

  驻川滇军的反叛,打了个唐继尧猝不及防。仓促之间,只得逃往了越南。而朱德则亲率一个团,一直追击唐继尧到中越边境。一九二一年二月九日,顾品珍进入昆明,自任滇军总司令。三月五日,顾品珍委任朱德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一九二二年一月,顾品珍又调任朱德为云南警务处长兼省会昆明市的警察厅长。

  一九二二年二月,唐继尧卷土重来,率部反攻昆明。顾品珍在任命金汉鼎代理滇军总司令和云南省代省长之后,亲自率军去战唐继尧。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顾品珍战败身亡。前线战败的消息传到昆明后,三月九日,金汉鼎、朱德和唐淮源等一批高级军政官员带着机枪营和警卫连的数百人和几十匹马并携带大量的金钱物质,赶快逃出了昆明。三月十七日,返回昆明的唐继尧以“各卷巨款分途逃窜”为由,下令通缉追捕金汉鼎、朱德和唐淮源等人。

  逃出昆明后,金汉鼎和朱德等人先是想经过大理逃往国外。然而大理镇守使兼第九旅旅长华封歌却不仅不准金汉鼎和朱德等人通过,反而还派人追杀金汉鼎和朱德等一行。于是金汉鼎和朱德等人只得掉头向北,打算逃往四川。由于沿途不断遭到缉捕,所以当金汉鼎和朱德一行于三月二十一日逃到四川攀枝花的陶家渡时,不仅只剩下了十七个人和四匹马,而且朱德的左臂还被流弹击伤。直到经陶家渡渡过金沙江之后,金汉鼎和朱德一行,才算脱险。然而尽管脱险了,可是金汉鼎和朱德等人的高官厚禄,却也就此失去了。

  渡过金沙江之后,金汉鼎和朱德一行到达了会理。在金汉鼎的好友、会理知事赖建侯的帮助下,金汉鼎和朱德一行途经德昌、西昌、越西、雅安、嘉定(乐山)、叙府(宜宾),于五月中旬到达了南溪朱德夫人陈玉珍的住处。在休养半个月之后,金汉鼎和朱德、唐淮源离开了四川,经水路到达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金汉鼎、朱德和唐淮源先去投靠孙中山。而此时刚刚被陈炯明从广东赶到上海的孙中山见滇军悍将金汉鼎、朱德和唐淮源前来投靠自己,喜出望外,马上提出由自己资助三人十万银元,让金汉鼎、朱德和唐淮源三人去收买范石生、杨希闵和朱培德等顾品珍的旧部,然后攻打唐继尧,武力夺回云南。然而此时的朱德对军阀混战已经心生厌倦,于是怀着对孙中山的失望拒绝了孙中山而去寻找共产党。可是陈独秀对朱德提出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却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于是朱德只能与金汉鼎、唐淮源分道扬镳,然后和好友孙炳文远赴到德国找到了周恩来。在经过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朱德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五年九月,受党组织委派,朱德又到苏联接受了长达近十个月时间的秘密军事工作培训。一九二六年七月,朱德回国参加了北伐战争。

  从苏联回国之后,朱德先是策动了四川军阀杨森归顺了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并任由杨森所部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一月,朱德又到由原滇军改编而成并由其在云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朱培德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到第三军之后,朱德被朱培德任命为了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三军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后(辖第三和第九两个军),朱培德又任命朱德为第五路军的总参议。一九二七年的四月,朱培德在被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西省主席后,又任命朱德为南昌市的公安局局长。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朱培德将第五路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礼送出境”。而朱德尽管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但鉴于局势的严峻,也只得向朱培德提出辞职而离开了南昌。

  离开南昌之后,朱德到武汉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鉴于朱德对南昌的情况比较熟悉,尤其是朱德与驻防在江西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的许多高级军官都有着深厚的同窗之谊。所以,在汪精卫也继蒋介石之后叛变了革命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派朱德回南昌继续工作,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朱德赶到九江,准备策动他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的同学,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的金汉鼎。后见策动无望,朱德遂于七月二十一日秘密来到南昌,投入到紧张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之中。在“南昌起义”举行之前,朱德又给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写信,劝其弃暗投明。

  对于朱德在“南昌起义”所起的作用,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道:“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而关于朱德在“南昌起义”中都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各方面的说法不一。

  第一,朱德自己说: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朱德在江西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南昌起义”纪念馆,在纪念馆门前的台阶上,朱德微笑着说:“‘南昌起义’的一幅油画,把周恩来和我们几个都安排在这里宣布起义,这是艺术家的想象吧!”杨尚奎回答到:“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应该说是一种艺术概括。”

  朱德所说的那幅油画,当然就是一件艺术作品。可是久而久之,特别是由于当事人如果又不去更正,那么“艺术概括”也就有可能变成真正的“党史和军史”。

  观看完了油画之后,朱德又说:“起义时的战斗我没参加,我做的是一些参谋、宣传和配合工作。”(见《建国元勋谈南昌起义》一文,作者,张治宇。该问刊登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第二,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说:

  “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见金一南所著《苦难辉煌》一书)

  第三,“南昌起义”的参加者粟裕大将说: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是在‘南昌起义’开始发动的时候。八月一日凌晨二时前后,我说在的警卫队,奉总指挥部的命令,去策应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起义。我们跑步进入阵地后,按照上级部署向营地上空打了一排枪,短时间的沉寂后,很快听到教育团营地吹起了欢迎号声,接着,看到一队武装士兵,护送着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威武、蓄着胡须、年约四十岁左右的军官走了出来,人们说,这就是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同志。他态度和蔼,满面笑容,频频向我们招手快步走过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见粟裕大将的回忆文章《激流归大海》)

  不管朱德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做了什么,但是粟裕的文章就足以证明,朱德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就是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光棍。然而起义前手里没有一兵一卒的朱德,却在起义之后一步登天就当上了副军长。

  对“南昌起义”的后来评价,尽管最低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然而“南昌起义”却不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名义发动的,而是依旧打着国民党的旗号。特别是“南昌起义”取得了占领南昌城的初步胜利之后,却不仅假门假事地成立了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依然打着国民党军的旗号,而且还更是虚张声势地成立了一个国民革命军第九军。

  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南昌起义”举行时,江西是由滇军组成的第五路军的驻防范围。而第五路军的总指挥朱培德和第三军军长王均与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不是朱德的同窗,就是朱德的校友,所以为了虚张声势,同时更是由于“南昌起义”的部队此时仍然还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因此起义的最高指挥机构前敌委员会认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基础还在,于是幻想着一部分滇军也能够前来参加起义,这才无中生有地虚构出来了一个第九军,而且也不管本人愿意不原因,就发布通令委任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第九军第二十八师的师长韦杵,为起义军序列的第九军的军长。而朱德由于最早出自滇军,与韦杵曾属同僚,于是就任命闲着没事的朱德为第九军的副军长。同时把在“南昌起义”中被裹挟进来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第三营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的总计五百多人,交给朱德,算是第九军的部队。这就样,因为假门假事和虚张声势,所以朱德刚一参加革命,就成了副军长。

  后来对“南昌起义”评价最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然而这一枪,却既不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名义打响的,也不是打在当时正在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身上。“南昌起义”的初步胜利,只是消灭了当时驻扎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所部的一部分。而当时的朱培德还正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首鼠两端,并没有暴露出他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然而由于“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的名义打响的,可此时国民党内部的军阀混战还没有开始,而挨了共产党人打的朱培德也不知道是共产党人在打他,因此算是挨了一“黑枪”。

  中国人历来讲究名正言顺,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既要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却又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这就是中国人式的“聪明”,是突出的不敢担当的表现,是典型的投机行为。所以,“南昌起义”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对此,“南昌起义”的最先动议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在当年十月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报告的结论部分,就这样总结到:

  “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C.P.(共产党英文缩写),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

  当时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也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共产党员高语罕,在当年十月给中央的报告里,对“八一起义”的政治方向提出了意见:“政治上的,革命委员会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纲在民众中宣传,而且头上还戴着倒霉的国民党左派的帽子,其实国民党何尝有左派,只有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左派这个名词。”

  “南昌起义”军事领导人之一的刘伯承,后来也在回忆时说:“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不知道是我们党的领导,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

  当时躲藏在上海滩外国人租界里的党中央在起义军失败后,组织接待了一批起义的领导人。由于贺龙是“南昌起义”军事上的头面人物,名声很大。所以当贺龙转移到上海时,由李维汉负责安置并代表中央与贺龙进行谈话。在谈话中贺龙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党内合作。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每个共产党员的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就在汪精卫等人不断暴露其反共反人民并开始限制、排斥在武汉国民政府工作的共产党人的时候,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全体共产党员只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却不退出国民党。因此在举行“南昌起义”的时候,起义的领导人不管是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也好,还是叶挺、彭湃、周恩来也好,他们的公开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不管是“南昌起义”前的老军阀混战,还是“南昌起义”后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由于只是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是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所以均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做法,那就是战败者只要宣布下野,战胜者决不赶尽杀绝,于是战败者能够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因此“南昌起义”过程中喊的口号或是贴出的标语,是“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这样的只是要打倒某个人,而并不是要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或打倒汪精卫,是国民党内部为了争权夺势的派系斗争经常喊出的口号。而要打倒国民党,那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了。而政治斗争那是你死我活的,除非其中的一方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否则,没有调合的余地。因此“南昌起义”没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而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理由,决不是后来被美化成的是为了利用统一战线来争取国民党“左派”以扩大力量,而只能是起义的领导人在为自己留后路。所以,李立三等人对“南昌起义”的总结,那真是一针见血。

  “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途中行进到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的时候,由北伐军出发时留守广东的一部所组成的国民党第八路军钱大钧部在会昌被起义军打败之后,经过休整,又尾追了上来。为了迅速摆脱追兵而顺利占领潮州和汕头地区,起义军的指挥机构决定留下叶挺所部的二十五师在三河坝阻击敌军,而主力迅速向潮州和汕头地区进军。此时的朱德几乎又成了光杆司令而无事可做,于是也被留下来协助指挥。

  朱德与二十五师在三河坝坚守了三天,在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之后,于是撤出三河坝准备南下去追赶主力部队。然而就在这时,南下的主力部队中的几百人却返回来并带来了主力部队已经失败而起义的领导人也分散突围的消息。得知主力部队已经失败的消息之后,还有两千五六百人的剩余部队立即人心涣散,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等领导干部纷纷扔下部队自己跑了,士兵更是大批的开小差,最后只剩下了八百来人在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的鼓舞下并经过“赣南三整”,算是稳固了下来。“赣南三整”之后,朱德等人给这支部队取了个“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朱德也给自己取了王楷这个化名并自任司令。由陈毅担任指导员,王尔琢担任参谋长。朱德等人先是带领这支部队在赣南和湘南的山区流动,而后朱德又借用他和驻防广东韶关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学的关系,率部潜藏到了范石生的部队中。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蒋介石、李济深和黄绍竑等发现朱德所部潜藏在范石生的军中,于是命令范石生解决朱德所部。可范石生看在同学的情谊上,没有执行蒋介石等人的命令,而是放走了朱德。

  朱德率部离开范石生部队之后,就在广东和湖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而此时中共湘南特委正在筹划“年关暴动”。(后称“湘南起义”)在得知朱德所部被迫离开了范石生部已经开到离宜章县栗原乡只有十公里的广东省乳山县梅花镇之后,中共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和其他领导人毛科文、高静山、陈东日、胡少海等人,马上前去联系并商定了在宜章进行“年关暴动”的计划。于是,这就有了朱德等人率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的巧取宜章县城,从而揭开的“湘南起义”序幕。

  一九二七年,尽管接连发生了“四•一二”、“四•一五”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湘南地区领导广大农民进行的武装斗争,却一刻也没有停止。特别是中共湖南省委军委委员陈东日(一九三一年七月在中央苏区,与妻子何明一同被王明当时的爪牙项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等冤杀)和中共东江(广东省)特委委员吴振民,中共汕头地委委员杨石魂与李方歧(后改名李运昌,抗日战争时期的冀热辽军区司令)高静山等人领导的广东东江的农军和湖南汝城等地的农军还更是第一次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陈东日任师长,吴振民任副师长。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组成后,在毛主席制定的《湖南运动大纲》的指导下,在汝城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并一度占领了汝城的县城。直到一九二七年的八月十五日,在国民党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的重兵围攻下,才被迫放弃。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共湘南特委任命著名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为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接受任命后,夏明震随即就同妻子曾志(先后任郴县县委秘书,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秘书,与丈夫蔡协民一同上了井冈山)来到了郴县。到十月中旬,夏明震就组建起了一个拥有六个连的暴动营并在广阔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在国民党军第六军任职的宜章县人胡少海,却带领军中的一部分湘籍士兵脱离的第六军而返回家乡独立开展革命斗争。后来,胡少海和中共宜章县委领导人高静山、杨子达等人取得了联系。很快,胡少海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他所率领的这个武装,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而在此期间,毛主席的妹妹毛泽建和丈夫陈芬,也一直在衡阳和衡山等地,坚持武装斗争并直到双双牺牲。

  一九二七年九月,受党组织的派遣,陈东日离开汝城回到家乡宜章县与宜章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斗争。陈东日回到宜章县栗原乡的老家后,先是发展了同宗族的陈光(大革命时期的乡赤卫队队长,后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入了党。陈光取出隐藏起来的十二支枪,在胡士俭、陈东日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赤卫队。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英勇的斗争。湘南各县的武装斗争,为日后的“湘南起义”,积蓄了坚强的力量。

  经过“赣南三整”之后,朱老总率部来到了湘南地区的汝城并很快就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此时,尽管汝城的县城已经被国民党第十六军范石生所部攻占,但是县委书记何日升与何举成、李涛(后任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等职,五五年授上将军衔)等人在广阔乡村领导的游击战争,却没有停止,甚至还一度攻占了汝城县东北的桂东县城。

  朱德率部来到汝城之后,不仅借用私人的关系,与范石生取得了联系。而且还更是给部队整了容,给自己也整了名。随即,朱德在与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陈佑魁、夏明震、毛科文、杨子达、何日升、何举成、龚楚(后为中共第一叛将)等人举行了联席会议后,就率部随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部,到广东韶关附近的梨头铺驻防去了,直到被蒋介石、李济深和黄绍竑等人发觉,才被迫离开而率部去参加“湘南起义”。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共发动领导了上百次的武装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起义,就是“湘南起义”。然而解放之后受到广泛宣传的,却只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三大起义”。而“湘南起义”,却很少有人提及。这其中的原因,决不是什么为了掩饰“湘南起义”过程中领导人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只能是为尊者讳的缘故。

  在“湘南起义”之初,朱德等人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确实干得很漂亮。在朱德等人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的有力配合下,郴县、永兴、资兴、祁阳、安仁、耒阳等湘南的各县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指挥部署,纷纷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农军武装和各级苏维埃政权。而中共湘南特委根据朱德所部和各县农军的力量,把朱德所部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为党代表。把宜章的农军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胡少海,副师长陈东日,党代表龚楚。把耒阳的农军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师长邝鄘,党代表邓宗海。把郴县的农军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邓允庭,党代表蔡协民。把资兴的农军编成一个独立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把永兴的农军,编成一个独立团(称红色警卫团),团长尹子韶,党代表黄克诚。由于“湘南起义”没有设置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因而“湘南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和军事指挥机关,是中共湘南特委。特委书记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中旬之前,是陈佑魁。而后,是杨福涛。陈佑魁和杨福涛,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展的党员。在湘南特委的坚强指挥和朱德所部的有力配合下,“湘南起义”之初,各县的农军不仅消灭了大量的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而且还更是紧密配合朱德所部,打垮了前来镇压起义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许克祥所部,歼灭了该部敌军一千多人。

  一九二八年三月,李宗仁和唐生智之间的军阀混战结束之后,国民党的广东和湖南两省共派调集了五个师的兵力前来“协剿”“湘南起义”。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以陈佑魁委书记的湘南特委制定了一个现在看来极为幼稚的迎战方案,就是一方面派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周鲁为特派员到井冈山请毛主席率部前来增援,一方面实行“焦土政策”而把宜章至耒阳的衡郴大道两侧五里以内的所有房屋一律焚毁。组织民众实行坚壁清野,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带走或藏匿起来,水井全部填掉,以使敌人进入后无法立足,吃驻不成,不攻自溃。为此,特委在文件中专门指出:“现时的革命是不断高涨的革命,宜用严厉无情的手段猛烈地摧击反革命,在乡村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对小资产者也是这样,使他们变成无产,然后迫使他们革命。”特委还提出“焦土政策”的理论依据是:“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烧杀不会吓退群众——我们的群众只有无产阶级,其余豪绅的走狗都在可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的。”

  湘南特委制定的这一迎战方案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而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土豪劣绅,则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乘机掀起了反革命暴乱。三月十二日,就在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在郴县县城内召开群众大会准备向群众进行解释时,一些土豪劣绅却借机煽动起了群众暴乱,杀死了夏明震和其他干部以及二百多革命群众。同时,郴县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暴乱。

  郴县暴乱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及时纠正湘南特委的错误,并改组了湘南特委。派湘东特委书记杨福涛,接替陈佑魁担任湘南特委书记。改组后的湘南特委,又任命陈毅为郴县县委书记,处理善后工作,因此“焦土政策”,很快就停止执行了。

  在敌人的“协剿”面前,朱德和陈毅以及“湘南起义”部队大多数的部队领导不敢迎战,而是商定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撤退。在商定好了向井冈山撤退之后,宜章的第三师率先启程,然而由于走的太过匆忙,连龚楷和萧克领导的宜章独立营都没有通知到。在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之后,四月二日,第三师到达了郴县,和湘南特委亲率的第七师及陈毅等人会合,然后向资兴方向撤退。四月八日,当部队到达资兴时,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方鼎英部的一个团尾追了上来。第七师第三团奋勇阻击并在毛主席派来的由袁文才与何长工带领的井冈山第二团的支援下,将敌人打退。四月九日,在到达离资兴县城三十里的彭公庙时,中共湘南特委和共青团湘南特委在这里召开了联席会议。在说服不了陈毅和大多数军事指挥员的情况下,湘南特委和共青团湘南特委决定两委机关自己留下来就地坚持斗争。然而此时,湘南特委能够掌握的武装力量,只剩下毛主席的妹妹毛泽建领导的衡山游击队了。于是,杨福涛和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便带领两委机关的四十多人,离开大部队前往衡阳地区。然而在走到耒阳和安仁两县的交界处时,两委机关遭到房东门图案的袭击,四十多人全部壮烈牺牲。彭公庙会议后,陈毅等人和第三、第七两师以及资兴、永兴的两个独立团马上启程,于四月二十三日到达酃县的沔渡,与等候在这里的朱德所部会合,一同上了井冈山。此前在商定向井冈山撤退的时候,朱德带领的第一师正在耒阳。于是耒阳的第四师与宋乔生带领的水口山工农武装一千多人,就和朱德所部一道,也开始向井冈山撤退。而后在毛主席亲率的井冈山第一团的掩护下,先于陈毅等到达沔渡。

  自应湘南特委的请求下山迎战敌军之后,毛主席很快就率领部队来到湘南。在得知“湘南起义”的部队分成两大股之后,毛主席也将兵力分为两部分,分头前去支援。分兵之后,毛主席率领第一团来到桂东和汝城,先后消灭了桂东的反动武装“挨户团”和汝城的反动武装“安抚团”并攻占了汝城县的县城。随后,又在酃县的接龙桥打垮了追击朱德所部的敌军两个团。四月二十日左右,毛主席在资兴县的龙溪洞,最先接应到了龚楷和萧克带领的宜章独立营。而见朱德和陈毅两部已经撤退到了井冈山,四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也率部返回宁冈,与朱德、陈毅等人会面。而就是在为掩护朱德所部向井冈山撤退的接龙桥战斗中,毛主席麾下的第一团团长张子清脚部被敌军的子弹击中,后因无药医治导致伤口感染而牺牲。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由于与会的代表不知道杨福涛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因而还选举了杨福涛为中央委员。而陈佑魁在被撤销了湘南特委的书记之后,于四月七日来到长沙向省委汇报工作。由于叛徒的告密,陈佑魁于当晚被敌人抓获。在狱中,陈佑魁坚贞不屈。四月十九日,陈佑魁被敌人杀害。

  朱德和陈毅等军事领导人在敌军前来进犯的时候,不仅不服从上级党组织的决定不敢应战。反而还丢下了上级党组织只顾自己逃跑,从而导致了中共湘南特委和共青团湘南特委领导机关四十多人全部壮烈牺牲。可见毛主席创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政治原则,有多么重要。当然,这也丝毫不能责怪朱德和陈毅等人。那时“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即使是在毛主席亲手所创的井冈山部队中,也还处在草创时期,而并没有推广到全党全军。因此不用说朱德和陈毅等,就是躲在上海滩外国人租界里的那些党中央的领导人不仅也不知道,可能还更没有能力去认识这一原则的重要。而后,朱德先后成为了红四军军长,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解放后,朱德更是出任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排名第一的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而陈毅也是官位显赫,后来又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之一。因此广泛宣传“湘南起义”,那岂不就成了揭朱德和陈毅两位老总的历史疮疤。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经历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因此湘南地区有着比井冈山地区更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尽管处于湘粤两省通衢大道的湘南地区,不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最好地方。但是湘南地区山岭纵横,丘陵起伏,河网密布,无论是打阵地战、伏击战、运动战,还是打游击战,都是一个绝佳的战场。湘南特委经过改组之后,在党的领导上不敢说是绝对正确的,但可以说是绝对坚强的。有着上述的地利,又有着党的坚强领导和已经觉悟了的人民群众大力支持这样的人和,有着“湘南起义”后形成的一万多人的武装力量,特别是还更有朱德率领的八百多人的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及“湘南起义”的铁军。因此,湘南特委在敌军只有五个师的兵力前来“协剿”时做出的原地坚持斗争的决定,应该说是可行的。如果能在湘南地区乘敌不备而消灭其一部分,不仅能够锻炼队伍,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且更能沉重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给敌人以极大的震慑,从而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然而由于朱德和陈毅等人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不服从上级党组织的决定率先率部逃跑而导致了中共湘南特委和共青团湘南特委领导机关四十多人的全部壮烈牺牲,从而造成了当年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极大遗憾。因此解放之后对“湘南起义”,也就很少有人去提起。只是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少将不知好歹,在二○一七年的“八一建军节”的前夕,朱和平少将在接受《人民网•视频访谈栏目》以《朱德之孙朱和平少将谈人民军队的创建》为题的采访过程中,在谈到“湘南起义”时,朱和平可能以为绝大多数的历史当事人、特别是当年中共湘南特委和共青团湘南特委领导机关的四十多人全都壮烈牺牲了,于是就开始漫无边际地吹爷:“爷爷当年在云南讲武堂有个同学叫范石生,当时是国民党十六军的军长,爷爷利用范石生做掩护,这支部队又悄悄藏在范石生的部队里,然后于年底顺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湘南起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土地革命战争中一次相当成功的起义,‘湘南起义’一共涉及了二十多个县,有一百多万人参加,其中有六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起义军也由原来的一个团发展到三个师、二个独立团,一万多人。‘湘南起义’对我们军队更大的贡献就是,爷爷确定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武装力量结构问题,就是由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赤卫队组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主力部队,就是野战军、军区地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这个武装力量结构,是我们人民军队打赢人民战争的一个物质基础。只有这种武装力量结构才能得赢人民战争。

  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湘南起义以后,爷爷就带着这一万多人浩浩荡荡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著名的井冈山会师,红四军成立。从此,人民军队基本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体制就固定下来了。”(见《朱德之孙朱和平谈人民军队的创建》)”

  还原一下历史,朱德带领一万多人上井冈山,决不是什么浩浩荡荡,如果不是毛主席带兵接应,那可就要狼狈不堪了。而人民军队基本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体制等,却是毛主席在与以朱德为代表的错误做法的争论中,才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的。

  “朱毛会师”之后,革命的力量壮大了,朱德的胆子也大了。一九二八年七月,朱德借与毛主席分兵作战的机会,带着由他带上井冈山 的部队所组成的二十八和二十九两个团,开赴湘南地区作战。然而在攻占郴县之后,由于遭到敌军的快速反扑,从而招致了“八月失败”。二十九团基本溃散,只剩下萧克带领的一个连和团部保存了下来。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不仅带部叛变,而且还杀害了前来制止叛变的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

  自上了井冈山之后,朱德和毛主席就如何建军与如何建设、扩大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就产生了分歧直至发生公开的争论。这个争论,从井冈山一直持续到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直到朱德率兵“冒进东江”遭到惨败,方告结束。

  当年的“朱毛之争”,争的是什么。争的是红军的根本建军原则,争的是红军的根本任务,争的是红军的发展战略,争的是红四军的领导权。

  从“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起,毛主席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根本的建军原则。而设立士兵委员会,只是让普通士兵参与部队的管理,提高普通士兵在部队中的政治地位,但决不是就把部队完全交给普通士兵来管理。朱德则主张红军中要实行大民主,实行绝对的民主。而就是由于实行绝对的民主,因此这才酿成了“八月失败”。然而对此,朱德是“记吃不记打”;对于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毛主席主张要采用“波浪式”的发展方式。就是依托根据地,进行内外线作战,消灭前来进犯的敌人,乘势扩大革命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这一发展战略,不仅在最初就遭到了朱德等人的反对,而且也始终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为是右倾保守的路线而遭到他们的持续批判。由于过不惯井冈山“红米饭,南瓜汤”的苦日子,因此朱德等人主张红四军应该采取走州过府、远程游击的战略,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红军;对于毛主席主张的红军除了打仗之外,还要宣传教育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帮助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政权的建设等这“三大任务”,朱德也持反对的意见,认为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打仗。而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则是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对于毛主席撤销红四军军委而由红四军前委统一领导红四军和根据地地方党组织的这种做法,朱德更是坚决反对,指责毛主席是在实行书记专政,搞家长制。

  在“朱毛之争”之初,由于红四军的第三号领导人陈毅偏袒朱德和党中央派来的刘安恭全力支持朱德,因此毛主席落败,结果就是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书记毛主席,被民主选举的陈毅所取代。这在当时坚决服从上级指示的中国共产党内,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朱德和陈毅等人能够服从上级党组织湖南省委派来的杜修经的错误领导,但就是坚决不服从同样是最上级的党组织党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落选了前委书记之后,毛主席带着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去闽西苏区指导工作。朱德、陈毅和刘安恭三人开始执掌红四军的大权。一九二九年七月,陈毅到上海的党中央汇报工作。于是红四军的前委书记,改由朱德代理。

  在陈毅去上海之前,朱德、陈毅和已经担任了红四军第二纵队队长的刘安恭制定了一个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然后由陈毅以探望毛泽东病情的机会,告知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得知了朱德、陈毅和刘安恭制定的这个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主席的强烈反对,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陈毅走后的七月底,朱德和刘安恭带领红四军的三个纵队开始出击闽中,而留下第四纵队坚持闽西苏区的斗争。然而出击闽中的部队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战,虽然曾一度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促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然而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德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分兵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入了广东的东江地区。但是同出击闽中一样,朱德的这次分兵进击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红四军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此时的四千人左右,朱德自己统计的结果是损失兵力三分之一。“冒进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八月失败”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不合为由,提出辞职。由于失败,不仅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而且朱德个人,也更是陷入到了万分尴尬的处境之中。

  “出击闽中”受挫和“冒进东江”的惨败,不仅让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认识到了毛主席的主张在战略上的英明,而且也使朱德没有了与毛主席再进行争论的底气。因而不仅“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朱德就向毛主席承认了错误。而且在“古田会议”上,朱德更是顺从地接受了毛主席提出的全部主张。

  后来有人为了掩盖朱德当年的错误并为朱德挽回一点颜面,把朱毛之争的主要责任,推给了党中央的“二月来信”和刘安恭的卷入。对于当年的“朱毛之争”和“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在他的《心胜•三》的那本书中,是这样记述和分析的:

  “城乡两军,间隙终冰释

  了解古田会议的来龙去脉,要从朱德、毛泽东红军会师谈起。

  朱、毛红军1928年4月会师。4月28日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底根据中央的要求,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朱、毛会师的重大成果,没有这样一个会师,红军的战斗力不可能得到空前提升。

  红四军的组成:第28团,南昌起义的部队;第29团,湘南起义的农军;第31团,秋收起义的部队;第32团,井冈山原来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第30团、第33团,也是湘南的农军。其中主要的力量是第28团、第31团,也就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队伍;第29团、第30团和第33团在8月失败以后溃散了;第32团在井冈山根据地丢失的时候也基本上损失了。第28团和第31团就成为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

  南昌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朱德,秋收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力量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副总理、参加秋收起义的谭震林同志回忆说:假若朱老总不能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这一点儿力量,很难维持下去。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战斗力很弱。部队上了井冈山,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依然很弱。当年我们在井冈山,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清一色北伐铁军的队伍,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

  这就是朱、毛会师之后,红军两支最重要的脉络之一的第28团南昌起义部队所起的作用,它奠定了朱德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

  后来很多人评论朱、毛之争,说朱德跟毛泽东有什么可争的?持这种说法的人是不知道朱德的历史地位。当时不叫‘毛、朱红军’,而叫‘朱、毛红军’,朱排在前,毛排在后,因为朱掌握着红军最主要的战斗力量—第28团,这支部队毛泽东当时难以涉足。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第一个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三个就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当过书记。根据1928年6月的中央来信,指示红四军的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的秘书长,后来前委、军委之争就此开始。

  南昌起义的第28团和秋收起义的第31团有何不同?

  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了‘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南昌起义的部队只在连一级设立了党代表。毛泽东后来曾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政府军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一个支部,故经不起考验。’所谓的叶挺部就是南昌起义部队,每个团一个支部。毛泽东讲经得住或经不住考验,就是指在党的领导的绝对化方面,秋收起义部队强于南昌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又参加了湘南起义,由湘南的红军进一步加入,第29团就是湘南的农军。所以后来呈现这样一种状况:第29团的官兵打散了,回家的时候枪杆子上、腰窝里夹着许多带给老婆和娃娃的物件;第28团一些铁军老兵打仗不错,但是长久地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加上对‘打土豪分浮财’、对‘共产’的误解,把战场纪律、群众纪律变成了耳边风。

  这样两支部队的作风完全不一样,矛盾也由此而起。

  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嫌‘农’土气,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没有打过硬仗。秋收起义的‘农军’看不惯南昌起义的‘铁军’,认为流气、有兵痞、军阀主义等等。南昌起义铁军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但不愿意把枪支拿出来支援农军。秋收起义部队占据乡村,收入多,财政状况比较好,也不愿意拿出来资助铁军。这是两支基本力量之间一直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同志曾回忆说:朱德到第31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第28团去讲话。现在看到井冈山朱、毛会师的大油画,其实朱、毛会师后形成一体化的坚强红军力量,是古田会议之后的事。古田会议以前的状况是两支部队,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差别巨大,争论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之前的争论斗争也是难以避免的。

  留守进击,歧义化玉帛

  斗争最初由柏露会议开始。会议议题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南之争。在柏露会议上,朱、毛争执不下。

  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蒋介石开始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8个旅3万多兵力,井冈山承受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要坚守井冈山,因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则认为要外线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讲,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去远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当时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两军会师之后,井冈山一时兵力大增,而当地的住户农家并不多,养活这么多红军部队在经济上很困难。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下去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则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是‘保守主义‘’。我们今天看这个争论,毛泽东也并非都是对的。

  毛泽东后来被迫同意了朱德的意见,出击赣南。这之后他才发现,赣南、闽西空间很大,而井冈山的地域较小,其发展空间确实有限。最后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就定在了赣南、闽西。

  粟裕当时是红军中的一名基层干部,时任第28团连长。粟裕曾讲过:‘井冈山作为一个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战略出发地不行。’所以,最初的出击赣南之争,朱德的意见相对比较合理。

  朱、毛两人的争论,意见不一,观点相持不下。陈毅出来做调和工作。陈毅认为朱、毛各有道理,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难得的好地方。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敌人还在搞经济封锁,如不分兵远离游击,很难破敌第三次‘围剿’,到时红军就会陷入困境。

  柏露会议最终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率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引开敌军,打破经济封锁。当时还没有想到建立广大的苏区,本想引开敌军,最后再回来。结果一去不返,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回去。就是这次出击,发现了赣南、闽西这块更好的根据地,证明朱德指的游击方向是对的。毛泽东发现了这点,最后着力开发赣南和闽西,古田就在这个区域以内。

  当时红军刚刚下山,连续打败仗,被敌人追击。而所谓的‘敌人’就是民团,非正规部队。加上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个团紧随其后,红军非常被动。那段时间的困境导致了后来的争论。

  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觉得两支部队不能在一起,第28团、第31团应该各干各的。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分兵作战。这就是所谓‘集权、分权之争’。

  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面临很多困难,后来的罗福嶂会议商讨的重点就是分兵问题。罗福嶂会议前,部队做的改编就是为朱、毛分兵行动做准备。部队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第28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第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

  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应该集中力量一起行动,所以在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第28团大多数人主张分兵,所以毛泽东坚决压下了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

  最后,毛泽东在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朱德的决策权力就没有了。

  取消军委之后,毛泽东一度很顺利,大多战斗指挥得心应手,相当于集指挥权于一身,很快歼灭了敌人两个团,取得了红军下井冈山之后的第一次胜利。

  这边仗打胜了,那边中央的‘二月来信‘’也来了。中央的‘二月来信’针对的是已经滞后的情况。因为此前毛泽东、朱德都反映,脱离井冈山之后红军非常困难。根据这个情况,结合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在‘二月来信’中提出:朱、毛脱离部队,分散游击,在一起目标太大。

  ‘二月来信’到前线时已经是1929年4月,当时形势已经缓过来了,不再被动。所以朱、毛共同反对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就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批评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于悲观,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尽管朱德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他认为不应该这样批评中央。

  今天看来,大家可能会认为毛泽东当时批评‘二月来信’、批评中央很平常。但是不要忘记,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后来红四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二月来信’为借口,批评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无须合在一起。

  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正当此时,来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刘安恭。

  刘安恭的到来直接使朱、毛斗争白热化。他没来以前,毛泽东和朱德之间还是语言上的过往,当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的时候,朱德没有任何意见。

  但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端。”

  《心胜•三》这本书中所记述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副总理、参加秋收起义的谭震林同志回忆说:假若朱老总不能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这一点儿力量,很难维持下去。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战斗力很弱。部队上了井冈山,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依然很弱。当年我们在井冈山,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清一色北伐铁军的队伍,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这段历史,不知是金一南在胡说八道,还是谭震林在胡说八道。

  “朱毛会师你”后,“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这的确是事实。然而如果说“当年我们在井冈山,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毛主席命令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陈浩和政治部主任宛希先带领五百多人第二次下山去攻占井冈山通往湖南的门户湖南省的茶陵县城。十八日,部队攻占了茶陵县城。随即,在宛希先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共茶陵县委员会。同时,县工会、县农会等也得到恢复。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个县级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并组建了赤卫队。而就是被金一南拉来为其壮声势的那个谭震林,被宛希先指定为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主席。

  在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之前,毛主席率领部队不仅在井冈山地区坚持了下去,而且还更是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在井冈山周边的茶陵、遂川、永新、酃县、莲花和宁冈的六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和工农兵政权。如果真的是“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那么哪里来的工农兵政权,谭震林又怎会当上县政府的主席。这段历史,不只是革命的光荣历史,也更是谭震林个人的光荣历史。因此对这段历史,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并且还担任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主席的谭震林,不会不尊重。然而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金一南就是如此地夸大朱德的历史作用而贬低毛主席。这样歪曲历史的胡说八道,只能表明金一南的品行不端。谭震林已经逝世三十多年了,没想到却在今天竟然遭到了金一南的如此侮辱。

  拿某些名人的无稽之言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证据,是金一南篡改历史的惯用手法。所以不只是侮辱了谭震林,而粟裕大将则被金一南侮辱得更惨。

  在《心胜•三》这本书中,为了掩盖“朱毛之争”真相并表明朱德在“朱毛之争”中的主张正确,金一南又拉来了粟裕大将:“粟裕当时是红军中的一名基层干部,时任第28团连长。粟裕曾讲过:‘井冈山作为一个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战略出发地不行。’”

  粟裕后来不仅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而且更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军事家。当时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只是井冈山山区那方寸之地,而且更包括井冈山周边六个县的全部或大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加上红五军也还不到五千人。一个上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成为不了一支不到五千人队伍的战略出发地。是粟裕不懂战略?还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不懂战略。金一南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此肆无忌惮地侮辱粟裕大将。

  当年坚守井冈山还是放弃井冈山,不仅不是“朱毛之争”的根本问题。而且历史更是早就证明,朱德放弃井冈山根据地的主张,是极其错误的。

  朱德主张放弃井冈山根据地的依据是“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

  朱德的这种认识,纯属是单纯的军事观点。因为直到此时,朱德还没有理解毛主席建设根据地和宣传发动人民群众的重要意义,于是只知道根据地形地势来判定战略回旋余地。而毛主席进行根据地建设和发动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就在于,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那么大我军的战略回旋余地,将不知扩大多少倍。因此后来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确实,人民群众的这道铜墙铁壁,超过任何险要的地形地势。后来,就是在朱德认为“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的这一地区,湘赣边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建了包括湖南的茶陵、攸县、酃县、醴陵、耒阳、资兴、郴县、桂阳、宜章九个县和江西的永新、宁冈、莲花、安福、遂川、吉安、萍乡、新余、宜春、峡江、分宜、上犹、崇文、万安、信丰、大余等十六个县共计二十五个县的总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一百多万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西抵湘江,东达赣江,朱德认为无法徒涉的湘江和赣江,却没有封锁住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后来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的瞎折腾,那么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一定会“红旗越过赣江,直下龙岩上杭”与毛主席会师去了。历史证明,在毛主席开创的人民战争这个汪洋大海中,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任何的敌人,都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时之中。

  从“八月失败”到“出击闽中”失利再到“冒进东江”惨败,朱德在“朱毛会师”后甩开毛主席单独带兵打仗,是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一连串的失败,让朱德不得不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感到质疑。“冒进东江”的惨败,按朱德自己的统计,红四军的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和毛主席相比,不仅政治判断能力和战略谋划能力无法企及,而且就连战场指挥能力也不是相差了一里二里。看来民国三大著名军校之一的云南讲武堂是白上了,多年的军阀混战是白混了,“赣南三整”也成瞎整了。而就在朱德接连遭到失败的同时,毛主席领导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却正在分享着“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胜利喜悦。由于军事指挥的能力实在是不咋样,于是“古田会议”之后,朱德就再也没有了自己带兵打仗去独当一面的机会了。因此,就连那个极其吹捧朱德的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在他的《关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索》讲座中,也就只能这样说:“当然,后来朱德的实施军事指挥具体是不多了”。

  “冒进东江”遭到惨败之后,朱德实在是无颜再回根据地。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朱德率部徘徊在闽粤交界处的时候,陈毅从上海回来找到了朱德。自称在上海的党中央上了两个月“培训班”的陈毅,由于提高了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因而对毛主席所确立的建军原则和其他的所有主张,已经开始举双手赞成并认识到了自己以前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

  与朱德会面后,陈毅向朱德传达了党中央明确支持“朱毛之争”中毛主席的主张,而朱德也向陈毅表示了他和陈毅所处的窘境并向陈毅出示了毛主席写给“八大”会议的那封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的信。豪爽率真,襟怀坦白的陈毅看到了毛主席的这封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信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并在还没有见到毛主席的情况下,首先就向朱德和红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与大家、尤其是要与毛主席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夜里和其后接连几次召开的前委会上,在向同志们传达了党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同时,陈毅不仅都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更是向同志们提出了“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的这样建议。特别是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陈毅就马上派人把党中央的“九月来信”和他所写的检讨自己错误、当然也代表朱德的一封信,送给远在闽西的毛主席。陈毅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敬佩,他提出的请回毛主席的建议,更是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高度赞同和坚决支持。尽管此时朱德的处境异常尴尬,但也为陈毅高度自觉的党性和开阔的心胸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主席)回来”。在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之后,朱德和陈毅又联名写信给毛主席,正式表达了他们的悔意。尤其是陈毅,更是在信中这样表示到:“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面对陈毅的这种诚恳地认识,毛主席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长汀,与四天前才从东江地区返回到这里的陈毅、朱德和红四军汇合到一起。此时由于陈毅已经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所以毛主席与陈毅。朱德三人不仅尽释前嫌,而且还更是马上就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和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尤其是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前委主要领导人更是殚精竭虑,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四,“古田会议”的召开,统一了红四军全体指战员的认识。

    《古田会议决议》,更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确立了毛主席提出的人民军队建军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纪律。而正是这样的原则、性质、宗旨、任务、纪律,才把当初这支以农民为主组成的军队,最终打造成了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而后,通过党中央又把这些原则、性质、宗旨、任务、纪律,颁布到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农红军中,从而成为了整个人民军队建军的原则、性质、宗旨、任务和纪律。

  由于陈毅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从而不仅为毛主席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扫清了障碍,而且更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主席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之后,立即和陈毅、朱德等共同着手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筹备工作。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备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因此在党史和军史上,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被统称为是“古田会议”。

  在“古田会议”上,陈毅主持了大会并首先作了三个重要报告,一是向代表们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二是做了关于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三是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取消派的决定。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罗荣桓、谭震林、李任予、黄益善、田桂祥和宋裕和等十一位正式委员和杨岳斌、熊寿祺和李长寿等三位候补委员所组成的中共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主席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十二月二十九日,古田会议在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圆满结束。

  “古田会议”的作用最为重要,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内容,并不是毛主席重新当选为了前委书记,而是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八个部分所构成的《古田会议决议》。尤为重要的是,《古田会议决议》还更是首次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建军原则和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更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后来《古田会议决议》所规定的红军上述任务,被高度概括成“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政权,创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三大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通过之后,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和旧军队的界限,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它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指明了红军建设的方向,使红军建设的理论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肯定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服从多数,一切重大工作,在党内讨论做出决议后,再引导群众去执行。此外,《决议》还更是坚决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非组织观点和流寇主义等错误倾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甚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古田会议”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都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自创立以来多次失败的教训,第一次以党的会议的形式高度认同了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中首创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从而不仅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而且还更是确保了人民军队如何才能永远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就是“党指挥枪”的这一政治建军原则,在红四军中得到了普遍的接受。特别是从“政治建军”的这一原则,还更是引申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从而找到了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在党员和部队的指战员大多数是来自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人民军队的唯一正确途径。

  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五日,毛主席写了一份给党中央的报告。这份报告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所取的题目为《井冈山的斗争》。在这份报告中,毛主席总结了红四军战士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

  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管是叶贺的旧部,还是国民党军的俘虏兵,其实绝对的大多数,也是来自农民。然而如何把这些原来的农民,改造成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人。那就只有克服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所列举的种种错误表现,通过改变思想认识,从而提升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这一建军原则,就是“政治建军”的原则。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这三大“民主建军”的原则,则是实现“政治建军”的唯一可行办法。而这一办法体现在党的建设上,就是“思想建党”。

  “朱毛之争”的最终结果,就是朱德用自己的失败,证明了毛主席的建军原则和根据地建设以及战略战术等这些主张的正确。只可惜的是,朱德为了“证明”毛主席主张的正确,却让多少英勇的红军战士,洒下了他们无辜的鲜血。然而从这一点上却也能看出,毛主席的智慧就是超凡脱俗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就是他探索出来的。而其他人只不过就是从反面,证明了毛主席探索的正确。因此毛泽东思想思想,从来不需要其他人去贡献什么“智慧”,而其他人也没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毛泽东思想,绝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

五,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和做好“三大工作”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终汇集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伟大的军队。

  “三湾改编”创立的连队设立党支部,班排成立党小组的这种建军制度,就是要通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充分发扬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来提高部队的凝聚力。从而使人民军队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仅能聚能散,而且更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下,都打不烂,拖不垮,走不散。崇高的无产阶级觉悟,使每一个革命战士都成为了革命的种子。因此毛主席缔造的这支人民军队,散出去,就是星星之火;聚起来,就是千军万马。

  早在“三湾改编”之后不久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毛主席就为工农革命军明确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大任务”。后来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这“三大任务”被系统地概括成“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政权,创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就是要求革命战士人人都要会做的这三项工作。

  做群众工作,发动人民群众。就是用无产阶级的理念,去教育、启发人民群众。不发动人民群众,就不能组织人民群众。不组织人民群众,就不能进行土地革命。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不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就不能消灭封建的文化,就不能消灭封建的意识。不消灭封建的文化,不消灭封建的意识,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民族的独立资助,也更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一九三八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他所写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蒋廷黻所提的这个问题,后来被人们称为是“蒋廷黻之问”。

  蒋廷黻尽管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他却是一个反动的历史学家。而他之所以反动,就在于他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就在他发出“蒋廷黻之问”的时候,毛主席、共产党不仅正在陕甘宁边区,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着现代化的建设,而且更是在“蒋廷黻之问”提出后的仅仅三十多年,就制造出了“两弹一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中国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对“蒋廷黻之问”,给予了全面的合格回答。

  “开展武装斗争”,就是打仗,就是消灭敌人,就是取得武装革命的胜利。在当年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若想消灭敌人,那就要求革命战士不仅人人都要知道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而且更要人人都学会如何主动地去打仗。红军的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不仅要靠战场上的缴获,而且就连战斗中抓获的俘虏,也是红军的补充。因此,只有不断地打仗,只有不断地打胜仗,红军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

  “建立工农政权,创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工农政权就是劳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权,革命根据地就是新中国的雏形。只有劳动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才能消灭阶级剥削,消灭阶级压迫。消灭阶级剥削,消灭阶级压迫,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初心,是他们用生命去追求的目标。而帮助地方的人民群众建立工农政权,创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古今中外任何军队的军规军纪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只有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才是人民军队的体现,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只有依赖人民群众这一真正的铜墙铁壁,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战胜任何的敌人。

六,毛主席开创的人民战争这个汪洋大海,滋养抚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人民的军队。

  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也不会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创立了人民战争这一理论并开创了人民战争实践的毛主席后来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最终得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这一英明论断。为此,毛主席这样论述到: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正是因为人民军队被人民群众看成了是自己的军队,所以当年在万分凶险的敌后战场,这才会出现“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样的豪迈与雄壮。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在人民群众的滋养抚育下,才成长壮大起来的。而就是由于毛主席开创了人民战争这一理念,因而人民群众这才受到了广泛的政治动员。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建设主要内容之一。因此除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毛主席还更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找到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大克敌制胜的法宝。

  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不同于其他人、尤其是不同于王明的统一战线思想。王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看重的是物质力量。谁的物质力量强大,谁就是统一战线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物质力量没有国民党的物质力量强大,因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只能由国民党来领导,而且中国共产党也还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倚重的是道义的力量。谁代表了民族的发展方向,谁就拥有了道义的力量。谁拥有了道义的力量,谁就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甚至是领导。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皖南事变”证明了王明的统一战线思想破产之后,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逐渐为全党所接受。在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各个敌后抗日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不仅能够 “化敌为友”,而且更能“化敌为己”。特别是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不仅能化国内的敌人为己,而且就连日本侵略者,都能化为己用。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三名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台,和他们紧紧握手。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俘虏政策感召下,产生的第一批“日本八路”。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杉本一夫等人在山西省辽县(现为左权县)麻田镇发起建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中国战场上,日本俘虏转变立场后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而后,觉醒了日本人成立了更多的反战组织。这些日本人反战组织和中国人民一道,结成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从胜利走向胜利,锻造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在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上百次的武装起义,创建了十三处革命根据地。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军之初,是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后来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追求胜利这一共同的革命目标,全军、包括全党,都汇集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之下。

  “古田会议”之后,由于朱德等人不敢再掣肘掣肘,于是红四军在毛主席的统一指挥之下,越战越勇,越战越大。

  一九三○年一月,闽粤赣三省的敌军组织了第二次对闽西和赣南根据地的“会剿”,总指挥就是那个朱德的老同学金汉鼎。为了粉碎敌军的“会剿”,毛主席决定红四军回师赣南革命根据地并兵分两路。朱德率领一、三、四纵队出击外线,毛主席亲帅二纵队依托根据地进行内线作战以吸引敌军。一月十六日,朱德指挥部队占领了金汉鼎的老巢广昌。因此,金汉鼎不得不率部回援广昌。而此时,毛主席早就率部等候在金汉鼎回撤的必经之路连城、清流、归化一带。由于敌众我寡无法全歼该敌,于是在金汉鼎回撤的途中,趁敌人军心动摇、无心恋战之机,一路尾追,大有斩获。

  一九三○年六月十九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四军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军团总指挥,毛主席担任政治委员,总兵力两万余人。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的浏阳会师,会师后年军团前委召开联席会,决定两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毛主席担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全军总兵力达四万余人。

  从一九二八年年底起到一九三○年八月,彭德怀曾经三次率部与毛主席会师。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和滕代远等领导了“平江起义”。起义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一千多人的起义部队称为红五军。红五军成立后,经过五个多月的苦战,由于无法立足,因而兵力大减。走投无路之下,彭德怀只好于年底率部上井冈山投奔毛主席。上了井冈山之后,彭德怀主动取消了红五军的番号,自己改任红四军的副军长,所部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团长由彭德怀兼任。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主席和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下井冈山向赣南发展,彭德怀和王佐、袁文才则留守井冈山。毛主席等下山之后,彭德怀又恢复了红五军的番号。不久,敌军攻占了井冈山。王佐和袁文才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彭德怀率部突围下山去追赶毛主席和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彭德怀率部在江西的瑞金,追上了毛主席和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两军再度会师。再度会师之后,陈毅劝彭德怀取消红五军的番号,再次合兵一处。然而已经学会了毛主席的游击战战略战术和如何创建根据地的彭德怀却没有同意,只是在收下了毛主席支援他的一些枪支弹药,然后以回去恢复井冈山根据地这个理由。再次率部与毛主席等分开。

  从一九二九年四月到一九三○年八月,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不仅就发展到了红三军团的一万多人并创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而且还更是一度攻占了湖南的省会长沙。然而由于部队发展到了一万多人的规模,已经无法再进行游击作战了。而要保存这部分革命力量,那就只有取得不断的胜利。而要取得不断的胜利,只有毛主席,才能做得到。于是,彭德怀这才第三次率部前来与毛主席会师。直到一九五九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彭德怀才彻底与毛主席分道扬镳。在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早期,若论白手起家拉山头、创家业的能力,第一人当然是毛主席了。那第二人,则非彭德怀莫属。彭德怀之所以有如此的能力,就在于他很早就从毛主席那里得到了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然而

  金一南在其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中,却信誓旦旦地认为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是朱德首创:

  “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一些游击战法。一九二五年七月, 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四十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为了用事实来证明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确为朱德首创,在《苦难辉煌》一书中,金一南为此还列举了如下这一战例: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 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德自己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号称是研究党史和军史的专家,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所长的金一南,竟然连作战的形式都区分不开。

  “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的战斗,应该是一次典型的进攻战或是攻坚战。而这样的战斗与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不可能有丝毫的联系。

  游击战,是以弱敌强的一种作战方式。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游击战的“十六字诀”,高度概括出了游击战中弱势的一方由弱转强的完整过程。而进攻战,历来是以强击弱,强攻弱守。金一南所举的会昌战斗,是一场进攻战。在进攻战中用骚扰的办法来疲惫敌军以减少己方的伤亡,是《三国》时期燕人张翼德都知道的战法。进攻战中用骚扰的办法来疲惫敌军,与游击战中用扰乱的办法来拖垮敌军,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作战方式。在进攻战中骚扰敌军,是为了强者更强。而在游击战中拖垮敌军,是为了由弱转强。金一南把朱德在进攻战中骚扰敌人的做法,当作了是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中的“敌驻我扰”。用进攻战的战列,来作为首创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证据并且还拉来了侯镜如作垫背,这不仅太过牵强附会,而且更是南辕北辙。特别是金一南所举的进攻会昌的这一战例,还不只是单纯的进攻战,而且更是一场追击战。

  追击战,就是在击败敌人之后,对退却、溃逃敌人的追击。是为扩大战果,以求彻底歼灭溃逃之敌的决定性战斗形式。因此追歼退却、溃败的敌人,那就应该全力以赴、猛冲猛打、穷追不舍。就像金一南所说的那样,“军人生来为战胜”。特别是朱德不仅是军人,而且还更是有着多年军旅生涯并曾经担任过军队高级职务的军人,因此那就更应该追求大获全胜。难道朱德不懂得对退却、逃窜之敌,要全力以赴、猛打猛追、穷追不舍、以求全歼吗。可是在“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时,朱德却没有全力以赴。其不仅只是“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而且还更是“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游击战“十六字诀”中的“敌驻我扰”和“敌退我追”,到了朱德这里,怎么就被“合成”为“敌退我扰”了。对退却中的敌人不求追赶上去以求全歼从而扩大战果,而只是“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古往今来,哪支军队,哪个军人打过这样的追击战。哪支退却中的军队,还能大吃大喝,倒头大睡而还只是遭到对手的骚扰。难道朱德和钱大钧是一伙的不成,二人在上演一起“捉放曹”。从金一南这段绘声绘色地描述看,金一南笔下朱德所指挥的这场战斗,哪里是什么“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而纯粹就是“开枪,为他送行!”如此的描写,是朱德不会打仗,还是金一南不懂逻辑。朱德这个我军不可替代的总司令,就这样被金一南这个不懂逻辑的傻瓜,糟蹋成了纯粹就是一个战场上的白痴。

  而后,为了充分证明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确为朱德所首创,金一南又拉出了侯镜如来为其背书。五十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黑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侯镜如不仅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而且还更是曾经被保送到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将官班受训并在国民党的军中担任过军长、兵团司令和警备司令等高级职务。作为一名资深的军人,难道侯镜如还分不清什么是“敌退我追”和“敌退我进”。不知道金一南的这段描述,是侯镜如顺口胡咧咧,还是金一南顺口胡咧咧。

  由于游击战是一种以弱敌强的作战形式,因此游击战,就只能是打了就跑这样在运动中歼敌。而为了证明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为朱德首创,金一南又不得不列举出一个战例。但是由于金一南也明确地说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的战斗是一场进攻战,与游击战打了就跑这样运动中歼敌根本就贴不上边。于是金一南就只能又杜撰出“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这一运动作战的情节了。如果说在进攻会昌东北高地的战斗中,朱德采用骚扰的办法来疲惫敌军,还有可能。但是在追击退却之敌的过程中不去全力以赴歼灭敌人,而只是同敌人打心理战,骚扰敌人,那只能是傻瓜所为。因为不管是打仗,还是打架。追击只能是胜者追击败者,强者追击弱者。而原本力量就强的强者追击弱者,与游击战“十六字诀”中所包含的那个由强转弱和由弱变强的转化,能一样吗。因此,不说金一南的逻辑分析与推理的能力怎样,就连撒个谎,他都撒不圆。

  “推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足以堪称是指导游击战争致胜法宝的“十六字诀”,只能是经过多次的游击战斗,才能归纳、总结出来。游击战、运动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人民政权的建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起家法宝。没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敌进我退,往哪里退?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这一作战理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必须要同开创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的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战胜敌人。“敌进我退”,只能是往根据地的内部退,而决不能是往敌人的家里退。由于敌强我弱,因此敌人来犯时,首先是要保护自己,然后在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才能完成“敌驻我扰”和“敌疲我打”这一由弱变强的转化过程,最后实现“敌退我追”,从而大量的歼灭敌人。这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完整的内线作战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依靠游击战、运动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人民政权的建立,这才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一路走到今天。而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则离不开发动群众。因此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毛主席率部攻占茶陵后总结战斗经验时,就为部队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大任务”。而到“古田会议”召开时,毛主席更是把这“三大任务”,规范为“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史上所进行过的那些游击战斗,不胜枚举。身为我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的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兼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金一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和战史,应该是了如指掌。难道金一南就连朱德运用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指挥过游击战斗的一个实例,也列举不出来吗。在追击退却之敌的过程中只同敌人打心理战,要搅得退却之敌吃不下,睡不着。这决不可能是朱德在指挥打仗,而只能是像金一南这种傻瓜的想象。

  红一方面军组建之后不久,从一九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在毛主席、朱德和彭德怀等人的指挥下,就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发起的三次大“围剿”。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缴获了敌军大量的武器装备并抓获了大批的俘虏。于是红一方面军不仅武器装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且由于大批俘虏的补入和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因此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也从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的四万余人,发展到了七万余人。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之后,赣南和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在了一起,称为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范围内共有二十一个县,总面积达五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的瑞金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毛主席的这一尊称,就伴随了他一生。

  就在毛主席率领英勇的红军浴血奋战,不断发展壮大红军和扩建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躲在上海滩外国人租界里那个由向忠发、项英、王明、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苏联鹦鹉组成的党中央,却在构想着如何排挤掉毛主席并控制他所缔造的这支军队。

  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并任命周恩来为书记,毛主席和朱德等人为委员。由于周恩来身在上海脱离不开,于是党中央又任命到中央苏区去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项英,为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九三一年四月,在王明等人把持了党中央之后,又指令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去中央苏区。任弼时等人到达中央苏区后,马上就掌握了中央苏区和朱毛红军的全面领导权。

  一九三一年九月,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然而在榨取了毛主席的军事智慧之后,按王明等人的授意,任弼时、项英等人却开始批判毛主席,指责毛主席的一贯主张是“狭隘经验论”。特别阴损的是,王明、任弼时等人一方面选举毛主席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一方面又成立了以朱德为主席,以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撤销了红一方面军的建制,而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原来的红一方面军。这样就通过体制的改变,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

  一九三一年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周恩来就任之后,按照王明、博古等人的指示,决意攻打赣州。周恩来要攻打赣州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彭德怀、顾作霖、王稼祥和任弼时等大多数人的支持,只有毛主席等少数几个人的反对。因此周恩来的这个决定,在中央局内获得通过。在通过了攻打赣州的决定后,为了排除毛主席的“干扰”,中央局指令毛主席“请病假”到后方去“休养”。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任命彭德怀为攻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而王稼祥以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亲赴前线督战。

  尽管当时国内的形势由于蒋介石下野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即将爆发,对发起赣州之战十分有利。然而攻城的总指挥彭德怀却不给周恩来长脸。攻打赣州的战役进行了一个多月,不仅赣州没有打下来,而且攻城的部队还屯兵于敌人的坚城之下,无法撤出战斗。

  攻打赣州的战斗,于一月十三日正式打响。从一月十三日到三月七日,我军攻城部队发起了多次攻城战斗,但都被敌军打退。三月七日,城内外的敌军发起反击,我军损失较大。危急时刻,周恩来派项英赶回后方请毛主席前来解围。接到项英传达的周恩来的请求后,毛主席连夜冒雨赶赴前线,冒险启用刚刚起义过来的第十三军,从而解了我军屯兵于敌军坚城之下无法撤出战斗的危局。解赣州之围,是周恩来第一次榨取毛主席的军事智慧。而后,为了更大地榨取毛主席的军事智慧,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的其他成员,允许毛主席以政府主席的名义,随军行动。一九三二年四月,毛主席以政府主席的身份,率领由红一和红五军团所组成的东路军,一举攻克了敌军重兵防守的漳州。漳州之战歼灭了敌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敌军两千三百多人,缴获枪支五千多枝(挺),火炮八门,飞机两架,筹款一百多万银元,扩充部队一千多人。漳州之战,是毛主席为中国革命贡献的又一次军事智慧。

  一九三二年十月,就在敌军正在筹划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前夕,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宁都会议”上,除了王稼祥以大战之前不宜临阵换将为理由,替毛主席争辩了几句外。其余如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和邓发等,对毛主席是群起而攻之。最后,参加“宁都会议”苏区中央局成员再次剥夺了毛主席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调毛主席回后方,专做政府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二月,敌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苏区军民在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人的指挥下,运用毛主席在前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已经运用成熟的诱敌深入并运动战与伏击战结合战法,轻易的就粉碎了敌军的“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歼灭敌军三个师,俘虏敌军一万八千多人,缴获各种枪枝一万多枝,其中机枪一百七十五挺,迫击炮五十五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扩大和发展。

  到一九三二年的年底,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等人所组成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滩外国人的租借里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决定临时中央的组成人员大部迁往中央苏区。一九三三年一月初到一月底,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李维汉和杨尚昆等人,陆续来到了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之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调动五十万大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博古、张闻天、项英等苏联鹦鹉们不顾敌我双方在物质上的巨大差距,听信一个外国人建议,为了能够“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竟然采取了“堡垒对堡垒”的这种极其愚蠢的战略。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央红军苦战一年,尽管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却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指挥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余人逃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然而经过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不仅就只剩下了三万来人,而且还未能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博古等人被迫接受了其他人的建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然而尽管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可是参加“遵义会议”的那些有选举权的政治局委员们,却仍然不忘玩弄阴谋诡计。他们只是选举毛主席为政治局的常委,而却把最高“三人团”解散后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周恩来。而毛主席,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能力远远地超过周恩来,当时对于全党和全军,那是有目共睹的。周恩来加博古和李德这三个臭皮匠尽管没有赛过诸葛亮,但也终究要强过周恩来一个人吧。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个人都没有能够指挥中央红军摆脱困境,那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人,不是更难做到吗。因此“遵义会议”上决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主席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种选举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既能榨取毛主席的军事智慧从而挽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而又不能让毛主席来管束自己。

  在人还存有私心的情况下,民主选举自己的领导,那么当选的不是老好人,就是武大郎。红四军“七大”民主选举前委书记,当选的是老好人陈毅。而党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主席,则被选掉了。

  在遵守党的原则和执行党的政策与人民军队纪律、特别是群众纪律等方面,毛主席不仅处处以身作则,而且对同志和部属的监督也非常严厉。在“古田会议”之前,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曾经有一次把一个贩卖生猪的小商贩当成是土豪,因而没收了他所贩卖的几头生猪并把猪分给部队杀掉吃了。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严厉批评了毛泽覃并在毛泽覃认识不到错误的情况下,尽然要打毛泽覃并也没有给前来解劝的朱德丝毫颜面。毛泽覃见毛主席要打自己,也当场反驳毛主席说:“这里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毛家宗祠。”这件事,后来也就成了毛主席在红四军中搞“家长制”的主要“证据”。

  “古田会议”召开之前,由于朱德等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反对,所以毛主席确定的建军原则、性质、宗旨、任务、纪律,在红四军并不能真正贯彻下去。因此部队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广泛存在着。红四军“七大”的那个选举结果,就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的突出反映。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终于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终于在一九三五年的六月日,与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实现了会师。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却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时的两万多人,发展到了八万多人。而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已经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了只有一万多人。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两军实力的巨大差距,刺激了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篡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一九三三年七月,转战到陕南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在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之后,不仅兵力发展到了八万人,而且还更是创建了通南巴苏区这一新的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三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全军八万多人放弃了通南巴苏区,突破川军的嘉陵江防线开始长征。由于全面放弃了通南巴苏区,因此通南巴苏区的两万多名地方干部,也一同随军长征。

  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和陈昌浩等人看到一方面军损失惨重,于是便陡起了依靠四方面军的兵强马壮来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而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看到了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也萌生了急于排挤张国焘而直接掌控四方面军的邪念。如果从“有枪就是草头王”这种流氓理论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邪恶人生理念的角度来认识,不管是张国焘和陈昌浩,还是博古与张闻天,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在理论上,都还是能够解释通的。

  自一九三二十月年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等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的领导下,不仅粉碎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围追堵截,而且队伍更是从鄂豫皖苏区突围时的两万,发展到了八万六千多人。此举充分证明了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无论是在军事战略的制定上,还是在军事指挥上,的确是都比博古、李德和张闻天等人更胜一筹。从苏联回国之后不久,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就在苏联人的扶持下,登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这样的宝座。但是苏联人把他们扶上中共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等宝座,是想通过他们来掌控中国革命而却不是要他们来葬送中国革命的。中国革命的成败如何,对于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团团包围之中的苏联,是至关重要的。而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对中央苏区的葬送,却严重违背、干扰了苏联人的战略意图。对于苏联人的意图,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应该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而对苏联人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绝决,尤其是在苏联留学期间所见过、甚至还亲自参与了的苏联人对像李立三这样险些扰乱了苏联战略意图的中国革命者的残酷迫害,想起来都令他们这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严重患者不寒而栗。所以此时如果能够直接掌控张国焘麾下的拥有八万多兵力的四方面军,从而能够再次按照苏联人的战略意图来控制中国的革命。那么不仅就能逃避掉苏联人因他们葬送了中央苏区而必然会施加到他们身上的严厉制裁,反而还一定会得到苏联人的进一步信任与奖赏。因此,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除了给两个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之外,也给两伙机会主义分子带来了各自的鬼胎。

  两军会师之后不久,中宣部长凯丰就用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列宁论联邦》文章,拉开了对张国焘等人进行批判的序幕。从此以后,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再次祭出了他们在剥夺李立三和毛主席的权力时施用过的“先批判,后夺权,残酷迫害送苏联”这个法宝,开始了对张国焘个人以及整个四方面军所存在的严重军阀作风的指责。然而尽管当初博古和张闻天等人用这套流氓手段来排挤不仅创立了“党指挥枪”的这一政治伦理,而且还更是始终以生命来捍卫“党指挥枪”这一政治伦理的毛主席和与他们一样以苏联人马首是瞻的李立三,的确非常有效。可是当博古和张闻天等这些年轻的机会主义分子遇到了坚信“有枪就是草头王”这种流氓理论的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分子,那可不仅纯属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还更是流氓遇流氓,就看谁更强。因此当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人把曾经在毛主席和李立三身上施用过的这种流氓手段施加到张国焘的身上时,不仅未再见效,而且当遭到张国焘的反击时,反而马上就变得束手无策了。

  近十几年来,乘着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主席的这股逆流,解放后曾经担任过张闻天秘书的何方与《张闻天传》的作者和《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成员的程中原等人在经过对党史和军史的深入研究分析之后,得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这一结论。在“遵义会议”的民主选举中,毛主席只不过就是被增补为了政治局的常委而已。特别是在政治局常委的分工中,毛主席还更是被明确规定为只是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的实际选举结果是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而周恩来才是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也就是最高的军事指挥者。因此“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始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是对党史的虚假错误的记述与总结;“延安整风运动”后所书写的《党史》,是经过篡改与伪造了的《党史》。

  何方与程中原等人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讲的确是真实的,“遵义会议”的选举结果也果真是如此。但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也更是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事实,就是源于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当张国焘不仅依仗着四方面军的兵强马壮,而且还更是抓住左倾路线的错误,并以清算博古和周恩来的错误为由而要求通过改变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从而伸手向党要权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了毛主席敢于站出来与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坚决斗争,而其他的那些中央领导人,却不仅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了。而且还更是把维护党中央安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毛主席的身上。而正是由于在张国焘咄咄逼人地伸手向党要权面前,由于只有毛主席敢于并能够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了党中央,尤其是坚决捍卫了“全党服从中央”和“党指挥枪”等这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政治伦理,因此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也就完全是符合历史事实了的。

  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不久,张国焘先是以指责增补了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的“遵义会议”不合法为由,试图将毛主席排挤出去。然而当他的这一意图落空而毛主席又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两军要高举抗日的旗帜共同北上的战略设想之后,马上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南下川康的主张。而为了实现自己南下川康的主张,张国焘又在陈昌浩等人的支持下,提出了要清算党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并追究博古和周恩来的个人责任。为此,张国焘提出了博古要退出中央政治局,周恩来要退出中革军委。特别是为了逼迫博古退出中央政治局并以此来强迫党中央接受他南下川康的主张,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两军行动方向的会议上,张国焘曾经拍桌并指着博古的鼻子这样大骂:“你这个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谈军事!”在张国焘的淫威面前,博古和张闻天等人除了战战兢兢,就是不知所终。因此在张国焘拍着桌子大骂博古的时候,只有毛主席敢于站出来义正词严地反击张国焘“这是党的政治局会议,不是督军团会议!你这样泼妇骂街似的恶语伤人,那点还有共产党人的作风。”

  在张国焘以自己的武力为后盾并抓住了党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和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来威逼党中央的时候,周恩来尽管与张国焘一样是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举出来的书记处书记,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党内的地位并不低于张国焘。但是由于他对中央红军所遭受到的惨重损失,的确是要负上很大责任的。于是在为党创下了一份极大“家业”的张国焘面前,不免嘴短。因而只好用在极其关键时刻的一场大病,不仅躲开了张国焘对自己的追究,而且也更是避免了退出中革军委的尴尬。而至于博古,那更是吓得都很少敢朝张国焘的面了。当时张闻天尽管是党中央的总书记,但是由于党中央所犯的政治路线错误不仅也有他很大的一份,而且他只擅长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在张国焘的面前也根本就不堪一击。所以此时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了维护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伦理而敢于并能够站出来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中央领导人,也就只剩下毛主席了。而毛主席在反击张国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义正词严和大义凛然,不仅更加教育了红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而且也更是感染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在与四方面军指战员草地分手时,毛主席还留下了这样的忠告:“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尽管毛主席是苦口婆心,可李特和红军大学的原四方面军的学员却没有听从毛主席的良言相劝,而是在陈昌浩和徐向前的带领下,南下穿过草地,追随张国焘去了。于是毛主席只好率领一、三军团的一万来人,单独北上直至到达陕北。到了陕北之后,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以及红二十五师东征西讨,一年之后,不仅壮大了红军并巩固、扩大了陕北根据地,而且还更是以打促和,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毛主席率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单独北上之后,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等带领红四方面军并裹挟着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以及中央红军的五、九两个军团,总计十多万人,浩浩荡荡地穿过草地南下了。然而南下之后苦战了一年,在兵力损失了一多半之后,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了另立的伪中央,与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了。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再度会师。然而尽管两军的基层部队会师了,但不管是张国焘控制的红军总部,还是陈昌浩和徐向前带领的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却并没有马上到远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党中央去报到。特别是陈昌浩和徐向前在张国焘的授意下,以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为名,擅自带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和五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九军、三十军于十月二十四日,西渡黄河。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和第三十一两个军在彭德怀(此时任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前敌总指挥)阻止下,留在了河东。直到十一月三十日,张国焘控制下的红军总部,才到达陕北的保安向党中央报到。

  陈昌浩和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共两万一千八百多人西渡黄河后,党中央也不得不承认既定的事实并授予了其西路军的名义。然而掌握着西路军实际权力的陈昌浩对党中央是阳奉阴违,而西路军的总指挥又因为个人唯唯诺诺的性格不敢抵制(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在肃反中被张国焘错杀,徐向前连问一句原因都不敢而是装作不知道。嫁了这样窝囊的男人,程训宣死的实在是太冤了),于是在与西北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部队苦战至一九三七年的三月十四日,在兵力仅存三千余人的情况下,陈昌浩宣告西路军失败。

  在宣告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决定将西路军仅存的部队分成三部分,就地分散游击。能够作战的人员组成一个支队,由李先念带领。九军残存的部队组成一个支队,由王树声带领。总部人员和伤病员另行组成一个支队。在安排好了善后工作之后,陈昌浩却和徐向前带领一个只有几十人的精干警卫部队,以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为借口丢下了西路军残存的那三千多人,率先逃生去了。

  陈昌浩与王明、博古、张闻天、杨尚昆等不仅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而且还更是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小集团中的主要成员。由于这些人是中心地为苏联卖力气,因而飞黄腾达有时机。从苏联回来后,在苏联人的扶持下,“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小集团中的大多数成员,很快就纷纷爬上了党内或军内的高位。就连张琴秋这样一个不仅没有军事斗争经历,而且更连一点实际工作经验都没有的女性,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后不久,就出任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

  回国后,陈昌浩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委员兼共青团鄂豫皖分局的书记,随即,又出任了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

  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后不久,陈昌浩就和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分子勾结在了一起。从此,这二人就掌控了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权。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张国焘向党争权的过程中,陈昌浩完全站在张国焘的立场上,是张国焘最凶恶也最得力的帮凶。

  丢下了西路军残存的部队之后,陈昌浩和徐向前与所带的几十名精干的警卫人员在敌人的严密盘查之下,也都各自跑散。徐向前躲过敌人的盘查,一路讨饭回到延安。而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也是千里讨饭回到延安,可陈昌浩,却跑回了湖北老家。

  被陈昌浩和徐向前丢弃之后,李先念并没有气馁与抱怨,而是坚定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分兵之后,李先念率领部队千里转战,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最终率领剩余的四百多人胜利地到达了新疆。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先念回到了延安。以后,徐向前、王树声和李先念等人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为革命屡建奇功。解放后,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王树声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而李先念更是直到担任了国家主席的这一崇高职务。可见,跟着张国焘,就是失败。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只有胜利,不仅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够永远的存在下去。而且就连个人,也更能获得崇高的历史荣誉。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经党中央批准,返回家乡湘西,又拉起了一支队伍。而此时不仅已经是共产党员,而且更是按照毛主席所创立的建军原则、宗旨、性质、任务和纪律,贺龙把这支队伍也建设成了一支人民军队并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夏曦等人错误执行了肃反扩大化的政策,使贺龙创建并领导下的这支队伍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力量大大的减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贺龙与关向应领导下的红二军团和萧克和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也开始了北上抗日的长征。途中,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从此,红二方面军也开始转战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武装革命的胜利。劳动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天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用无尽的流血牺牲创造的从胜利走向胜利换来的。当然,革命不怕流血牺牲,但革命却不是为了流血牺牲。革命,是为了胜利。没有胜利,不只是没有后劳动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天下,也更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诞生的。然而为了寻求胜利,最终他们都像激流归大海那样,汇集到了毛泽东的旗帜之下。只有在毛主席的率领下,只有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才实现了从胜利走向胜利并夺取了中国武装革命的最终胜利。由此,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逻辑,而且也更是铁的历史事实。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此,毛主席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出了一个不仅能够独立自主,而且更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爆发内战。然而美国却以此为借口,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成联合国军入朝干涉朝鲜内战,而且还更是直接派兵入侵我国的台湾海峡,以阻止我军解放台湾。对此,毛主席力排众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派自己的儿子打头阵,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名义入朝参战。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入朝参战。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有毛泽东思想这个军魂,由于有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一己之力,就打败了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再加南朝鲜伪军。抗美援朝一战,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真正做到了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而且更是打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威,打出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通过这样一步步的胜利,这才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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